當歷史不再沈默 陳列、童偉格對談文學如何書寫記憶
台北國際書展紅沙龍今（6）日舉辦「歷史與詩之間」講座，邀請2024年台北書展大獎非小說獎首獎《殘骸書》得主陳列與2025年小說獎《拉波德氏亂數》首獎得主童偉格對談，探討個體與集體苦難在歷史中的定位，以及文學如何成為記憶的容器。兩位作家從自身創作出發，深入剖析歷史書寫的困境與可能性。
童偉格認為，關於台灣白色恐怖的書寫長期受限於既定抒情散文敘事的框架，使作者往往被期待以優雅語言昇華受難經驗，甚至達到寬諒的境界。然而，在歷史真相尚未被完全釐清的狀況下，以「寬諒」作為標準來衡量作品，已非純粹的美學判準，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審酌。
童偉格強調，寫作者應避免兩種極端——一是遺忘，假裝一切從未發生過；二是過度昇華，刻意從歷史災難提煉詩意，忽略具體細節與個體經驗。他引用陳列的《殘骸書》作為例證，提及書中並未試圖抵達寬諒的高度，而是誠實地面對苦難與自身經歷，以文學尋求內心的平靜。「發生過的事，文學才有介入的必要。」歷史記憶的難題，正是文學創作的核心。
陳列引用T.S. Eliot的觀點：「詩讓思想像花香一樣能夠被感受到。」他認為，文學不應當是孤立的，而是具備社會性，與人產生對話，讓個體經驗得以轉化為集體記憶。陳列回憶自己四年八個月的牢獄之災，這段經歷雖然深刻影響往後餘生，但他對於其中細節卻無明確記憶。例如陳列曾被關在一間牢房長達一年，不過卻完全想不起當時如何清洗衣物。記憶的模糊性反映歷史書寫的複雜與困境，陳列認為文學的價值不僅在於記錄歷史，更在於書寫者如何重新認識自己的過去，並透過作品與社會建立對話。
童偉格指出，威權體制往往透過散播恐懼，使人民彼此提防，甚至連在家人之間都難以建立信任。使得白色恐怖的書寫成為一個極為曖昧的領域，需要更多元的思維介入，才能讓個人經驗進入公共對話。「一個人的受難經驗，透過文學得以聯繫其他人的受難經驗，使得已經消失的歷史向度、無法挽回的死難者，能在作品中被好好覆藏。」
陳列與童偉格皆強調，文學在歷史書寫中的角色，不僅是見證者，更是回應者。透過書寫，個體的記憶與歷史的痕跡得以被保存，而遺忘與寬諒，不會是唯一的選擇。